若嗣后有婴儿活着出生，但因为基因编辑导致孩子自出生时起即有缺陷[40]（P477-478），于此情形的人类基因编辑是否危害人体健康？有观点认为，尽管侵害行为发生时尚不存在受法律保护的主体，但该侵害行为是导致活着出生的孩子缺陷的直接原因，损害与侵害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至于受害人在损害发生时是否已经出生或孕育，在侵权法上的意义并不重要[41]（P694）。
另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既是《宪法》的规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基本要求。上述两个侧面分别从静态和动态角度对法治的文本基础和实践标准予以完整概括。
整体而言，党在依法依规管党治党尤其是反腐治权过程中，形成了以纪检监察为核心的中国式权力监督机制。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规定，对党组织给予检查、通报或改组的问责方式。目前，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制度还缺乏有关考核制度的基础性党内法规。派驻机构既要依照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又要依照《宪法》和《监察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发挥派的权威和驻的优势，为党组(党委)主体作用的发挥提供有效载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治建设得以加速推进并全面深化，主要体现为两方面特点。
作为与国家法并行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在行为指引和制约权力等方面发挥着广义法的作用。通过党内法治的理论与制度建构，形成了环环相连、互相支持且具有权威性、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制度体系，并经由一套有效的监督实施机制来规训党内权力，由此提升了党的执政和领导能力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水平，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被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最终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3).赋予个人以意志力旨在独立实现个人的利益。
[4]这样，人遂从一个生物体成为一种社会文化意义上的关联和联系的结构统一体，[5]进而成为一种规范人。区域层面的一般条款的有两方面的内容：人的尊严和人的法律资格，各洲的强调不尽相同。第8条：维护隐私和家庭生活的权利。能否将这类精神利益权利化，反对者说，它们是人的主体身份中的应有之义，无需也难以权利化。
主流的学说将人格权看作是一种绝对权，绝对权以不特定人为义务人，要求他们不为一定行为，满足此要求权利即可实现。序言是工具，帮助理解正文内容。
总之，规定人的尊严+某些具体人格权是一些宪法对人格权进行调整的模式。即便仍将个人意志(合意)视为法，此法只是在不违背客观法(合同法)下才有效，或才成其为法。生命权的客体为生存利益。民法在侵权行为法中规定人格权，是将人格权视为消极防御权的结果，即便德国人创立的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也是如此，也就是只有当某人的人格权受到侵害他才有权提出赔偿的请求。
本文赞成正面确定典型性具体人格权和负面规定保护措施的相结合的方式，但正面确定应适可而止，使之不致非正当地妨碍人的行为自由，因为任何一项权利都限制了他人的行为自由。也许有人要说，既然人格权是宪法上的权利，其他制定法不应该对这些权利做出哪怕是具体的规定，对它的保护也仅采取宪法救济即可，刑事、民事救济是多此一举，实则不然。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W.Allport)曾在1937年对50个不同的人格定义进行了考察和分类，据罗伊勒克(W.Reulecke)在其基础上的总结，欧陆学者定义人格的重点在于内在素质和相对确定的结构上，英国理论强调人格的行为和人格的相对的可修正性，美国研究的重心是社会心理对人格的影响。但这并不排斥刑法、民法等对人格权也作出规定，其规定的功用有二：一为具体化，二为提供各自特殊的保护措施。
然而，这些东西与人的主体身份可以分离，无疑，生命当然是人的主体身份的生物载体，对主体身份具有全有全无的意义，但在能否处分生命负载的生存利益上也有不同的立场，且其余的东西只具有使人完整或不完整的意义，如限制人身自由、损害健康并不导致人丧失主体身份。个人的利益有多种，在其中有一类以无形的东西(人的社会资格、身体活动、名誉、荣誉、私生活)，或兼具有形与无形的东西(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为载体的利益，这类利益，本文以人格指称，集中体现了人的精神存在，没有它们，人将不人或人将不完整。
由于Person有人和人格两种含义，为了区别两者，专指人格的英语、德语和法语用了上述另外的表达：Personality，Persönalichkeit，Personalité等，这些表达，在前人对之的解释基础上，我以为， 一指作为社会文化意义的人的资格。 [5]考夫曼：《法哲学的问题史》，载考夫曼/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198页。
[11]通常认为人的权利能力始于生而终于死，实际上意味人从生到死具有法律资格，这种资格为客观法赋予，而不是因人的自身能力获得。谁优谁劣，只能历史地看。 [8]从条款中文作准文本人人在任何地方有权被承认在法律前的人格的字义上看，用人格一词似不确。依前述法律资格与人格分离的主张，人的主体身份的确不是权利的客体，也就不是侵权的对象(顺指出，这不意味人的主体身份就不可能被侵害，历史上人格减等、剥夺公民权终身[civildeath]等规定正是对人的平等的主体身份的侵害)。二指人的作为主体的能力、素质和才能。 [20]拉伦茨对所有权与人的价值、个性的关系有恰当的论述，见其《德国民法通论》(上)，第302-303页。
3.民法典中的法律资格、人格和人格权 比较而言，民法是对法律资格、人格和人格权最不遗余力加以规范的部门，尽管尚不能说民法己形成完整的人格权体系，且拓展人格权的立法努力主要发生在二战之后，这尤以埃塞俄比亚、越南、加拿大的魁北克的民法典为最，中国民法(草案)是新近的一个例子。因此，各主要国际人权法文件均直接或简接为缔约国设定了实施义务，这些义务包括三种：尊重，它要求国家不得任意限制和剥夺个人有关权利，不去妨碍个人行使权利，这是一种消极的义务。
[38]霍尔斯特·埃曼：《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制度》，邵建东等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002年第2号，总第23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2年，第469-471页。名誉是社会和个人对自身的品行、能力、业绩等的主观评价。
比较而言，第一种表达多出现在国际人权法中，强调人的法律性，其用意在于用法律来确认人的主体地位，以防止对人的践踏。在宪法上，据赛德尔(G.Seidel)的总结，经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判例创设的人格权涉及15个方面：个人肖像权、名誉权、个人录音权、精确的引用个人思想的表达的权利、抵制在媒体中具体描述个人私事的权利、个人名誉保护权、个人出身的资讯权、在公开场合保护个人资讯的权利、性观念的自决权、婚姻中对方的性状况的权利、保护出生姓名权、坐牢者重新社会化中的权利(不可提前披露其受罚的资讯)、不受强迫自控的权利、不受纠缠地接受广告书的权利、信息自决权。
见俞江：《近代中国民法学中的人格理论》，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2辑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53-181页。3).人格权既是积极请求权还是消极防御权。民法既要肯定人的一般法律地位和权利能力(1)与行为能力(2)，也对人格具体化，即对具体的直接人格利益或作出正面确定，还(或)规定了负面保护的救济方式。身体由肢体、器官和液体构成，其完整与否可以从外判明。
当然，言人格权的客观确定性程度低，并非是为卡迪司法开方便之门，为弥补这一遗憾（如果是的话），可借鉴德国的作法，从在长期生活里形成的生活格言中，发现一些相对确定的准则，以引为判断标准，如对私生活保护可遵循德谚墙边的窃听者听到的是自己的耻辱。第43条：经营者违反第25条的规定，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或者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人的身体的自由活动是人作为社会成员的起码条件之一，没有人身自由权，绝大部分权利无从谈起。11.《澳门民法典》，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
身体活动的自由的内容往往通过在负面上禁止一些限制身体活动的行为而更为明确，如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禁，它还包括与此相连的不得廷迟而要迅速处理被逮捕和拘禁的人的内容。因而，国内法对某些自然人如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行为能力的限制就不违反第16条。
因而，以这类东西为载体的个人利益，像其它个人利益一样，可以权利化，对这类个人利益进行权利化便产生了人格权。诺齐克，罗尔斯和德沃金也如此。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载国务院法制局研究室审定《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修订第三版]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39页。
私生活权的客体为安宁自在利益。第4条：任何人不得使为奴隶或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应予以禁止。
见阿尔弗雷德松/艾德编：《世界人权宣言: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肖像权的客体为形象宣示利益。
第7条：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也只有如此，国际人权法所规定的各种人权才有一个正当的前提或坚实的基础，光援引天赋或自然权利理论，以为可解决人的主体地位，未免过于抬高理论的意义。
